1983年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发生的一幕，让中国代表团至今难忘——主持人在表决时对中国代表郭琨说：“中国没有表决权，请您离席。”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郭琨难以置信地问：“我们为什么没有表决权？我们也是常任理事国啊。”主持人冷冷回答：只有在南极建立了科考站的国家，才能拥有表决权。郭琨当场脸红，民族自尊心受到刺痛，但在主持人的催促下，他只能无奈地走出会议室。
那次会议对中国代表来说，是一次深深的屈辱。被排在会场后排、在重要文件分发时被忽视、在讨论实质问题时被请出会场，这一切都让代表团感到悲愤与无奈。特别是在表决环节，九个没有“协商国”资格的国家代表全部被请出，而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，中国竟然既无表决权，也不了解表决的过程和结果——代表们含着泪离开会场。郭琨因此暗下决心：在中国没有自己的南极科考站之前，绝不再参加这种只会被边缘化的会议。
展开剩余80%事实上，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中国就已经开始重视南极科考。南极大陆远离人类文明，环境极其严酷，但它拥有未被污染的自然样本、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天文、地质价值。为尽快赶上世界极地科研的步伐，中国派出科学家跟随外国队伍学习南极考察经验，并逐步制定自己的计划。郭琨回国后，把那次受冷遇的经历向上级汇报，促成了国家把南极考察列入年度工作任务；随后，他被任命为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的队长。
1984年11月，两艘远洋船从上海起航——检修过的“向阳红十号”与护航的海军补给船“J121”缓缓驶向南方。队伍要穿过东海、跨越赤道、绕过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，横渡以风暴著称的德雷克海峡，最终抵达南极的乔治王岛海域，任务是建造中国的第一个南极科考站：长城站。
航程漫长而艰辛。海上风光虽壮阔，但也常遭遇狂风巨浪和漂浮冰山。船队在靠近德雷克海峡时格外谨慎：减速、全天候开启雷达与声呐，警惕海况变化。所幸天公作美，他们顺利接近乔治王岛附近的麦克斯威尔海湾。原本考察队按预案选中的建站点，到了现场却发现已经被乌拉圭队占用。此刻队内出现分歧：是与乌拉圭队共享原地，还是另觅他处？最终在民主讨论下，队员们接受了队长张青松的建议，启用备选地点——菲尔德斯半岛东岸的一处空地。
随后，队员们挥汗劳动，搬运材料、夯实地基、搭建房屋。45天的紧张施工后，1985年2月14日，刻有“长城站”三个大字的铜质站牌被稳稳地嵌入冰雪之中，五星红旗在寒风中升起，义勇军进行曲在寂静的雪原上响起。站内的人激动得流下眼泪：中国的第一个南极科考站正式建成。
不过，这次首站任务也留下了科学家们的遗憾：为了赶在短时间内完成建站，队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体力劳动和工程建设中，专业的科研工作被压缩或推迟。许多科学家虽身在南极，却无缘马上开展想做的研究项目。尽管如此，长城站的建立为后续更系统、更深入的科学考察奠定了坚定的基础——这是“为后人栽树”的重要工程。
长城站最初占地约2.5平方公里，依山而建，地势西高东低。经过多年扩建，如今已拥有多座永久性建筑，夏季可接纳约60人、冬季约20人常驻。长期运行的科研项目包括气象观测、卫星云图接收、地震监测和电离层观测等。借助长城站，中国科学家逐步开展了地质、气候、生态等多领域的研究，为极地科学积累了宝贵样本和数据。
1989年，中国又在东南极的拉斯曼丘陵建立了第二座科考站——中山站，地处南极圈内，适于开展海洋与大陆科学研究；此后在2009年建成的昆仑站，坐落于南极冰盖的高点，专门作为夏季考察站用于深冰芯钻探和天文观测；2014年建成的泰山站则进一步扩展了内陆考察能力，并配备了固定翼飞机的冰雪跑道。与此同时，“雪龙号”定期维护，“雪龙二号”等装备的加入，也显著提升了我国极地科考的能力与保障水平。
1985年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3次南极条约会议上，中国凭借已建成的独立科考站，正式成为条约的协商国。从曾经的被动旁听到拥有表决权，中国在南极事业上实现了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转变。三十多年来，一批批科学家奔赴南极，采集样本、积累数据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
中国能够取得这些成就，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决策支持，也离不开无数科学工作者的无私奉献。虽为后来者，但中国并不甘落后：今天的中国已在南极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为全球极地科学和治理贡献着中国的智慧与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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